（一）
21日，冬至，丽江最低气温已至0度。
太阳没有升起来前，冬天的高原气候对人不太友好，刀刺般的朔风直往人脖子里灌。张文走出家门，禁不住打了个寒战，小跑几步钻进车里。今天他打算跑七八个小时就收工。
张文是搞建筑的包工头，从更大的建筑老板手里分包劳务，在房地产鼎盛时期，他的泥工班一年产值能达到三四百万，工人几十名，由于流动性大，大部分工人都只干一段时间。
张文老家四川，在丽江搞工程已有20多个年头，自己上场带工人干活，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甩手”老板。做泥工单包的利润率控制好了才有几个点，加上自己干活，一年下来能挣小几十万，前提是能全额拿到钱。
“去年还有小几百万产值，今年几乎没干多少活儿，工地属于半停工状态，偶尔去零散做几天，主要是老板（开发商）没有资金下来。”没有活儿，也拿不到钱，张文面临底层包工头共同的困境。
2023年，开发商用商品房抵工程款，张文分到一套房抵扣了大约60万，在市场上折价50万卖出，应付了年底的工人工资。
今年的工资怎么办？“等着看老板怎么安排。开发商欠总包（建筑商），总包欠我们这些分包的，我们也欠工人的，总体上，工人的劳务工资欠得不多，总包和分包都会垫付一部分工资。”
在没有活儿干时，张文跑滴滴，丽江旅游业发达，全年都有游客，滴滴的客源相对有保障。“夏天是旺季，一天在车上十几个小时，一个月能挣上万块，冬天是旅游淡季，天气又冷，就少跑一些。”靠跑滴滴的收入，张文一家子的日常收支可以打平，家中大儿子已工作，小儿子正准备高考。
对未来有何想法？“能做啥子嘛？希望先把款收回来，可以剩点积蓄回老家养老。”
（二）
“302房要的充电线快点儿送过去！”
胡三江一边给客人登记入住，一边冲着客房大姐吼。客栈运营两年，他早已谙熟日常事务，但总改不掉工地上养成的大嗓门。
年近6旬，胡三江已经记不清初入建筑行业是哪一年，“十几岁，从四川出来跟着姐夫和哥哥上工地，先在贵州，后又来云南。从来没做过大老板，小打小闹，搞装修、出租塔吊、种玛咖、帮老板（总包商）买材料，也承包过修公路盖房子的活路……”
在亲朋看来，胡三江脑子灵活，又是实干派，所以，当建筑行业步入下行周期时，他是最快找到出路的一个人。
2022年下半年，丽江局部区域时不时因为疫情封控，胡三江已经有两年没揽到像样的工程，零星做点散工却是入不敷出。“那时候烟都戒掉了，没挣到钱，能省点就省点。”想着家里的小女儿还在上初中，每日东奔西走的胡三江掩饰不住内心的焦灼：“给所有认识的有点路子的朋友打电话，想找点事情做。”
最终，一位丽江本地朋友提出合伙搞客栈的思路。房子是朋友家闲置多年的农民房，胡三江出资装修。半年后，即2023年春节前夕，有十几间房的客栈开业。由于地段偏僻，且投入资金不高，客栈定位低端，旺季房价三百多，淡季一百多。
“两个股东，共同运营管理，每个月利润对半分。时间和精力都投入进来，一年可以分到十几万，有了这份收入，心里就不慌了。”
工程还搞吗？“朋友偶尔介绍点私人的装修，一两个月工期，挣点小钱。大的工程就不想了，一是机会没有，二是做了也拿不到钱。前几年搞的工程还有几十万三角债没有扯清楚。”
（三）
苗岭明珠凯里，冬日的暖阳穿过楼宇间的缝隙撒到一片宁静的工地。
文俊杰夫妇爬上二楼平台。宽阔的屋顶已打完现浇，妻子李琳着手清理拆除下来的模板。文俊杰本不需要跟过来，工地处于停工状态，看不到工人作业。
这是他承包下楼盘木工活的第四个年头。“一年的工程干了四年。2021年开工，正常应该2022年完工，到现在拖了4年。今年大部分时间（工程）都停着，资金没到位，活路干不下去。”
当初签订承包合同垫资进场时，文俊杰内心满怀憧憬，上万平方米的木工活干下来，老家县城那套房的钱就挣回来了。然而，钱没挣到，多年打拼攒下的家底却压了大半进去。
“规划了好几百套房，据说卖出去了一半，开发商资金链断了，项目纳入‘保交房’名单，后来（保交房）资金下来一点，工程就推进一点。”
加上保证金和垫付的工资，文俊杰投入到这个项目的资金有两三百万，如今，项目干一半，应收款有好几百万，他自己也还欠着少量人工工资。“这几年做分包的相当难过，工人工资是要付的，工程款是拿不回来的，一到年关就头疼。”
在凯里经营多年，文俊杰干过不少工程，资方有民营开发商，也有政府部门。最近几年的工程都有共同点，钱不好拿。“七八年都没有结款，根本不按照合同付款。一到年底就报产值，直到除夕前两三天，打到你账上了才知道可以拿多少。比如报一千万上去，拿到一百万或者五十万都是正常的。”
属虎的文俊杰今年50岁，雄心勃勃渴望在事业上大展拳脚。“2016那几年好挣，工程多，好项目进度款按月发放，疫情后就不太一样了。”
有没有做点别的？“每天都想做事情，开过出租车、开过货拉拉，开过滴滴，春夏时候还回老家种水果卖。都不挣钱，沉不下心来，还是热爱搞建筑。”今年，文俊杰经朋友介绍找到一处装修活，买材料搞施工砸进去20多万，项目烂尾，老板和牵线人电话都不接听了。
“钱大概又打了水漂！”妻子李琳嘟囔。
（四）
当第一财经记者见到王坤时，他刚送走一波要账的人。
“年底了，人家也指望钱过年，咱也理解。”愁眉苦脸的张坤对记者说，前几年，都说干工程赚钱，结果没想到，自己干了几个工程，如今倒欠下一屁股债。
来自许昌的王坤，初中没毕业就开始到处讨生活，干过粮食批发，也开大货车往工地上送过大沙。
2019年时，王坤的一个远房侄子找到他，声称自己在河南禹州“有门路”，能拿到一个高标准农田的施工项目。兴匆匆的张坤，由此成为一名“包工头”。
他和亲戚又招募了几名村民，组成了一支包工队，在禹州的农田里埋电缆、修桥、打水井。几个月后，他们拿到了第一笔工程款，等到项目干完时，他们已经拿到总工程款的80%，剩余的20%，对方承诺会在项目验收完毕后支付。
最后一算账，刨除成本，王坤和他的侄子，每人分了10多万块钱。
王坤说，以前也听说干工程赚钱，这回，自己一个项目就赚了10多万，又想到，还剩下20%的工程款，都是利润，心里更加美滋滋。
于是，王坤更坚定了干工程、赚大钱的信心。
第二年（2020年），王坤先后拿下了两个项目，一个是163万标的的路桥工程，另一个是200万标的工程项目。结果，信心满满的他，一下子栽了跟头，163万元的工程，完工后只结算了49万，剩余110多万元至今遥遥无期；另一个200万元的项目，也只结算了40%，余下120万，也是至今未给付。
“到现在都没回本，还赔进去好些钱。”王坤说，为了要回工程款，他也多次托人去打听，甚至开出了10%的“辛苦费”，结果，对方还是每次都说，没钱。
禹州项目剩余的20%工程款，同样因资方“没钱”，至今没再支付过。而这些未给付的工程款，是王坤到处借钱垫付的。
王坤说，当初为了能把工程顺利完工，自己和亲戚到处借钱去填工程款的窟窿，好不容易借点钱，就赶紧投到工地上，到最后，实在是顶不住了，只好灰溜溜回了老家。
听人说种辣椒能赚钱，2022年，王坤承包了40多亩地，开始种辣椒，第二年，又多承包了30多亩。“今年，我已经承包了100多亩地。”王坤说，折腾了这么多年，一直想走出去，没想到最后，还是种地。
不过，这回他总算没再赔钱：一亩地的承包成本，在900元至1000元，每亩地每年能产800多斤小麦、600多斤辣椒，按照小麦1.2元/斤计算，能卖1000元左右，刚好覆盖包地的成本。至于辣椒，已经从2022年的7块多钱/斤，涨到了现在的10.4元/斤。
这样算下来，即便刨除人工、种子、化肥等各种成本，每亩地每年，能带来3500元左右的毛利。
“一布袋辣椒（50斤），都能卖500多块钱呢。”王坤说，如果今年的100多亩辣椒都能卖出去，自己也能有30多万毛利了。
“干来干去，还是种地牢稳。”不过，即便如此，王坤还是忐忑不安。农业看天收，他既怕遇上天灾，又怕辣椒突然掉价，“不知道明年咋样，这东西，都是碰（运气）的。”
“要是能把剩下的钱（工程款）要回来，我的小日子，肯定比现在舒服多了。”王坤盘算着到处借钱欠下的近百万元外债，却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能靠种辣椒，把这些债务还完。
（五）
河北李伟红从事建筑行业已有十三年，他说自己现在暂无别的生计。
2016年-2019年，李伟红手下合计有两百余人，那是人数最多的时候。他的团队和河北某大型建筑集团有固定合作，有建筑施工项目发包过来他就带人去干，“建筑集团不垫资，拿到活儿之后让包工头垫资去干。”
垫资太多，资金拖欠太久要不回来，他无力负担，工人们就散了。
有一次经历特别不愉快，他在垫付大量资金后被开发商要求退场，新团队进入，因此他的团队和建筑集团发生了冲突。冲突之后工人工资从项目资金里结清了，李伟红被拖欠的款项只能通过催讨和诉讼去推进。
“2016年的项目现在还没收回成本。”李伟红说自2019年底开始就没有收到回款，“现在靠借款为生”。
虽然闲着，李伟红也旁观一下建筑行业的境况，他认为干体力活儿的工人情况相对好一些，“近年来建筑项目减少，但工人们大部分还是留在本行，只是以往一年能做9、10个月的活儿，现在只能做6-8个月。而且年轻人很少在工地做了，更愿意去送外卖和快递。各工种面临断层。因此即便僧多粥少，还是招工难。”
至于像他一样的包工头，日子都挺难。“像央企或者个别的公司效益好的，跟着他们干大包可能日子还好过一点。如果总包抽费用之后就不管了，全靠包工头垫资，那这种项目肯定做不了的。”
“有人改行做养殖，有人转去县城做装修，但那只是少数。除了干工地别的也不会，跨界很难。”李伟红说。
（六）
“现在行情不好，（包工的）活不好做，工钱也难要，我就没（心）做‘工（程）’了。”12月20日，赋闲在家的一名华中地区建筑总包商吴德山告诉第一财经记者。
现年51岁的吴德山系建筑行业的“包工头”，家在武汉市新洲区。这里是位于鄂东地区的一座区县，年GDP超过1100亿元，人口90余万人，被称为“中国建筑之乡”。过去几十万新洲建筑工人“一把泥刀闯天下”，夺得全国首个“建筑之乡”称号，民营建筑业规模武汉第一。
早在2018年地产行情好的时候，新洲区拥有建筑企业400余家，其中，特级企业2家，一级以上企业58家，居全省区县之首。2023年9月，全国工商联发布的2023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榜单，湖北共16家民营企业入围，新洲区的三家建筑企业新七建设、新八建设、新十建设位列其中，这三家建筑企业常年稳居中国民营企业500强。
20年前，吴德山在村里其他建筑农民工的带领下，从工地上一名泥瓦匠学徒开始干起。随着地产行业的萌芽、兴起、爆发和辉煌，经过十几年辛勤打拼，吴德山的身份也由早期的学徒工，变为资产过亿的建筑总包商，旗下管理了几十支建筑施工队，有泥瓦工、木工、钢筋工等，还介入建筑材料销售等环节。
过往，上述新七建设、新八建设以及新十建设往往是从大型地产企业或者机构手中获得了建筑资质，吴德山等建筑分包商则从他们手中将工程整体承包过来，再一一分包给旗下的建筑施工队。
在吴德山的记忆里，行情好的时候是在2017年至2019年左右。“那几年每年公司营业额轻轻松松2亿左右，完全没有问题，房子卖得好，开发商的工程款结算费用也来得快。”
“多的时候我承包了十几个工地，同时开工，哪里缺人、缺材料，要及时供应，每天忙得团团转。”吴德山说。
2020年之后，特殊的3年疫情期间，地产行业出现波动，吴德山的生意也就一落千丈。“2023年只有5000万元左右的产值，跟以前相比几乎是腰斩。”
去年，吴德山承包了一个大型的住宅开发项目，位于武汉市长江新区的一个建筑工地，业主单位拟建设20多层的小区居民楼，有300多户，总共要花费1亿元的建筑承包费用。
“现在工程即将竣工了，只剩下一点‘扫尾’工作。按照合同，开发商的钱应该要付到80%，目前只付了不到50%，马上快过年了，一堆工人等着要工钱。”吴德山说。
“主要是开发商的房子卖不动，一共有300多套，现在快完工了，仅卖出去100多套，各种优惠打折等手段都推出来了，但是买房的人还是很少。”吴德山说，回笼资金较慢，导致工程款支付延期。
“现在工地处于半停工状态，因为哪怕是做完了，开发商暂时也没足够的钱支付尾款。”吴德山说，现在农民工工资大概有2000多万元，开发商说春节前会付一笔，所以还在等消息。
今年，吴德山没有再接其他新的工程了，每天在家躺平休息，不过最近临近年底，他也正在忙着为春节前工程款结算准备材料。“接了之后，意味着要投入人力、设备等，最终是要花钱。但现在哪怕工程做完了，如果开发商没有那么多钱支付，自己将要垫资，承担项目运营风险。所以干脆就休息躺平了。”吴德山说，现在还不如不做了，稳定再说，免得搞得自己债务缠身。
吴德山感慨，现在建筑工地业务着实难做。“毛利只有5%左右，做得好的话，毛利可以到8%左右，而一旦项目出现轻微质量或者安全等问题，将要付出更多的投入，成本摊销更大，有时候毛利在3%左右。”
另外，现在工程款非常难结算，“不管是央国企，还是地方民营企业，都会在农民工工资之外，拖欠一部分工程款，让我们这些分包商非常难受。”吴德山表示。
“前几年钱好赚的时候，用钱稍微阔绰，现在行业不景气，钱难赚，生活方方面面紧缩，节约不必要的开支。”吴德山说，以前为了生意，一旦有应酬及饭局，肯定不会错过。回老家的代步工具也是凯迪拉克，奔驰等豪车。逢年过节抽的是武汉当地最好的香烟品牌黄鹤楼“1916”。
“现在听说哪里有活可以接，第一个反应是‘不想做’、‘没有兴趣’，因为目前的行情之下很难赚到钱，而一旦对方甲方拖欠工程款，就会把自己耗死在里面。”吴德山告诉第一财经记者，现在很多和他一样的建筑分包老板都赋闲在家，包括他的连襟，小舅子都在家里已待大半年，没事可做。
“现在期盼着经济回暖，市场行情好起来，等老百姓有信心买房了，再出来干活。”
（应受访者要求，上述人名皆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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